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歡迎您收看正覺教團弘法節目。在接下來這兩集的單元中，我們要對於琅琊閣在網路上PO文所說有關於佛經譯本的錯謬偏執之見作觀念上的導正。

琅琊閣諸君在網路PO文認為說，佛經可能有多個漢譯版本，因為翻譯的事情永遠都沒有百分之一百的忠實，所以語言系統的先天差異加上後天譯者筆譯的差異，最後讀到的成品與原文有各式各樣的差異。當然讀起來的感覺絕對是不同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懂梵文和不懂梵文的人，哪一個的理解更為精準？琅琊閣接著就說：懂梵文的人對於佛經的理解才更為精準。因此認為說，若是【單看一本漢譯本就去隨意演繹推論經文義理是很危險的事情。】琅琊閣還提出業餘學人應該要怎麼讀經的看法，他們建議說：【除了查詢佛法辭典，參考不同佛經譯本之外，在無法閱讀梵文原典的情況之下，讀經應該要先看專業學人整理的導讀類書籍，掌握經論的背景資料，理論架構，名詞定義以及其他細節。】(〈《觀念篇》(6):不同人翻譯的佛經差異有多大?〉，琅琊閣)

當我們看到琅琊閣的這種建議，就知道他們是以世間治學的方法來修學佛法，因此對於今時所值遇到具有證量的菩薩而敢大膽地作出種種的誹謗。我們知道在世間所使用的語言文字表達義理，本身都有它的侷限性，同時每個人對於語言文字的理解也有很多層次的區隔。譬如我們有人從孩提時代就讀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雖然讀起來是朗朗上口，但是並不能夠確切懂得其中的意義；即便是在上學之後學習了白話文，也都能夠與人溝通無礙，但是並不見得能夠正確瞭解古文的內涵；又或者在長大之後學習了新詩，也仍然無法充分懂得古文與詩詞歌賦的內涵。嚴格來說，即使你是看得懂那一些世間文字，頂多也只能夠依文解義而仍然沒有辦法完全體會，企及到文字背後所潛藏的意涵以及當時的種種文化背景。

那既然世間的事物在語言文字上的表達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在佛經當中所要傳達的是世出世間法的真實義理，所以學佛當然不能夠像琅琊閣諸君們那樣的說法。事實上，琅琊閣他們是以世俗治學的觀點在看佛經翻譯的結果，同時還錯誤地認為「專業學人」在世間法上治學的方式，能夠複製在佛法的學習上面以及佛法經典的翻譯上面。然而他們所謂的「專業學人」，不能知道 佛世尊是根據自己實證佛法之後，發了大願要利樂眾生能夠獲得究竟解脫；所以在佛經當中的義理，都是在開示教導佛子們應該要如何求證三乘菩提唯一佛乘的真實義理。因此佛法經典的翻譯，當然必須是遵循第一義諦的真實義理為核心而如實轉譯，所以絕對不能夠以翻譯世俗法的角度來看待佛法經典的翻譯。

那麼，什麼人才會是最明智的學佛人呢？我們認為學佛人在佛法的修學上，首先應該要秉持歷史上所推崇的實義賢聖菩薩所翻譯的經論奉為圭臬，而不是僅以學術研究的考據為本，而忽視了「實證佛法」為首的重要性。其次，當然還是要跟隨真正的善知識來修學，假使又有因緣能夠值遇具有自宗通以及說通的菩薩，為人宣說勝妙廣大的深義佛法法義的時候，學人本身更應該要謙和、無慢虛心地學習，對於自身聞所未聞的甚深法義，千萬不可以任意誹謗，因為善知識必定是秉持真實如來藏為核心而宣說三乘菩提唯一佛乘之法，並且絕對不會違背佛語。因此對於那些少聞寡慧的學佛人，切切勿以自身的慢心高舉而障礙了佛道的修學之路；這樣的學習態度才是能夠符合 佛在《大寶積經》中，對於修道箴言「四依、四不依」的開示，也就是：【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法不依人，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大寶積經》卷82）當然，我們對於什麼是佛法的真實義理？什麼是真正的成佛之道？都應該要加以深入的探究，應該要回歸於「實證佛法」的道路上；並且要依於理智和智慧作抉擇，而不是依於個人的情緒來作抉擇，否則就會對自己產生種種佛法修學上的障礙。

接著我們要來看佛教經典翻譯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為了契合經典法義，並且能夠正確地傳達佛法的真實義理。首先，我們要先來瞭解中國翻譯事業的歷史背景。遠在中國早期對於一般翻譯的型態就有兩種：第一種型態是「以今翻古」，第二種型態是「以內翻外」，而這些都是以翻譯文學為主。「以今翻古」是說用當代的語言來對古書作翻譯，主要是因為語言文字的使用，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因此古書需要透過當時代的譯者來作翻譯，讓當時代的人能夠瞭解古書中文義的意思。至於「以內翻外」，那就是在作外來語文的翻譯，因為如果想要和外來文化作交流，勢必就要藉由翻譯來作溝通瞭解。上面講的就是中國早期一般翻譯的兩種型態。至於翻譯被視為是一種崇高的事業，是從佛教傳入到中國之後，在後漢桓、靈帝時代開始；之後東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時代才成就了佛教經論翻譯最繁盛的年代。

其次，我們再從佛教經典翻譯的時期說起，根據《高僧傳》的記載，從漢朝到唐朝大約六百多年之間，譯經事業大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以外國人為主翻譯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以安世高以及支婁迦讖等人作為代表，在這個時期的譯經事業都是屬於私人的事業。那譯經師們大多是來自於西域，雖然他們知曉漢語，但是筆受記錄的人，通常是欠缺對於語文學以及佛法教理的瞭解，因此他們對於譯文的內容就會產生增減，或者也會有錯誤的情形發生。第二個時期是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翻譯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以 鳩摩羅什、覺賢以及真諦等人為代表，在這個時期宣講佛經的人，已經能夠用漢語來講述，但是他們和翻譯工作人員之間的合作仍然有不足之處，以致於對於佛法甚深義理，就會有難以彰顯出甚深法義的難處。第三個時期是由中國人為主翻譯的時期，這一個時期是以 玄奘以及義淨等人作為代表，這是翻譯佛經最盛的時期，那麼這個時期完全是由國家來支持譯經的事業。在中國早期經典的翻譯，往往因為沒有梵文原本可以作參考，大多僅僅是憑藉著熟悉經文的人作口誦而得來的；那麼至於口誦者，他所口誦出的經論文義，是不是完整、是不是正確？在當時並沒有旁證或者是反證能夠來求證，因此對於真正想要學習佛法的人，那是不能夠透過這種「西域式的間接翻譯」來得到佛法學習上的滿足，於是之後才有西行求法的熱烈渴求從此而興起。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佛教經典翻譯的文體以及各家的論點。佛經翻譯文體的討論，在東晉時代的道安就開始了，依據《宋高僧傳》、《續高僧傳》、《歷代三寶紀》的記載，道安他提出佛經翻譯之難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的缺失包括了：第一、句法倒裝，第二、好用文言，第三、刪去反覆詠歎之語，第四、刪去某一段落中的解釋之語，第五、刪去後段翻轉前段的說法。有這五失本的缺失，那麼另外還有三不易的困難，三不易的困難包括了：第一、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第二、佛智懸隔，契合實難；第三、去古久遠，無從詢證。這是道安所提出來的佛經翻譯之難，有「五失本、三不易」的困難與缺失。依據《法苑珠林》的記載，雖然魏晉南北朝的道安法師他是不懂梵語的，可是他卻主張佛經典的翻譯應該要採「直譯」，並且要遵從如實作語文轉譯而不能有缺言或者增字的情形。而如果要比較直譯或者意譯的差別，依據《續高僧傳》的記載，東晉時期的 鳩摩羅什法師偏向採取的是「意譯」，那麼意譯雖然對於原文本的文字有作增減，但是卻能夠表達出貼近原文本的法義。再依據《續高僧傳》卷2的記載，隋代的彥琮法師則是強調翻譯者必須具有「八備」的條件，要以長期誠心愛法來利益他人，態度要謙和圓融而不能偏執，並且要專心學佛、淡泊名利為最重要；他也認為應當要直接學習梵文而不需要譯文，因此彥琮法師他主張翻譯無益論。

然而唐代的高僧 玄奘菩薩，他對於佛經翻譯的觀點上，有舉出五種情況不翻譯，包括「祕密不翻、含多義不翻、此無不翻、順古不翻以及尊重不翻」五種情況不作翻譯。那麼先說「祕密」不翻，祕密表示其中是有極為深密的義理內涵，因此就直接以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而不作翻譯。譬如「陀羅尼」，陀羅尼就是咒，陀羅尼也叫總持，那麼總持就是要讓學人方便修學諸法而不會漏失，並且持念而不令忘失；這其中是有極為深密的義理內涵，因此就直接以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而不作翻譯。

第二種情況不翻，是「含多義」不翻，這表示說其中是有多層面甚深的義理內涵，因此就直接以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而不作翻譯。譬如薄伽梵、素怛囕等等；薄伽梵就是指稱「佛」，在十方無盡虛空的無量世界中有無量的諸佛，而佛有十號無量無邊的功德，薄伽梵就是指稱「佛」；至於素怛囕，則是指「佛法」，也就是說佛所說的佛法，包含了世、出世間一切的法，從世間法到出世間究竟解脫的法都圓滿包含在其中。因為無論是薄伽梵或者是素怛囕的梵語，都含有「多層面甚深的義理內涵」，因此就直接以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而不另作翻譯。

第三種情況不作翻譯的是「此無」不翻。譬如在中土華夏沒有「閻淨樹」這種樹木，所以就直接以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而不作翻譯。第四種情況不作翻譯的是「順古」不翻，這是說過去的譯經者已經在他所翻譯的經文當中，使用了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因此就直接採用，隨順於之前翻譯者所作的譯文而不另作翻譯。譬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因為過去的譯經者已經在他所翻譯的經文當中，使用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此後來的譯經者就直接採用之前譯經者所作的譯文而不另作翻譯，這是第四種「順古」不翻。

第五種情況不翻是「尊重」不翻。譬如佛法中的「般若」，那麼般若包含了世間蘊處界萬法的緣起性空，以及出世間的二乘菩提法的不墮斷見的四聖諦智慧，除此之外還包括了法界體性實相第一義諦的智慧；所以般若的涵義非常的深廣，不能夠單純地翻譯為「智慧」。既然涵義是那麼的深廣，也就沒有辦法單單用幾個漢語文字來表達，所以就直接以原來梵語的音聲作言表而不另作翻譯。這就是 玄奘菩薩對於佛經翻譯列舉出來的五種不翻譯的情況。

玄奘菩薩因為一身能夠通曉梵語以及漢文兩種語文，並且翻譯經論也完全沒有阻礙，所以雖然《大乘起信論》在先前就已經由真諦以及實叉難陀法師將它翻譯成為漢文，但是 玄奘菩薩有感於《大乘起信論》在當時印度的梵文本已經失傳了，所以他才又起意將這個漢譯本的《大乘起信論》翻譯成為梵文本之後再傳回到印度去。也就因為如此，道宣就讚歎 玄奘菩薩所翻譯的經典，義理清楚分明、前後呼應、架構完整，他所作的譯文能夠隨時寫出、隨時即可讓人研習，是佛經翻譯難能可得的人才。

在中國清朝末年的一位思想家、翻譯家嚴復，他有提出翻譯著作有三難：就是信、達、雅三難。因為翻譯者本身應當具備的背景，包括必須要熟稔地域差隔與文化差異的不同，同時也要考慮時間的變異，以致於會有用語和習俗的改變，並且還必須要再顧慮到歷史資料齊備與否等等諸多的因素。然而，相對於佛法經論的翻譯，甚深佛法的內涵又含括三乘菩提，那麼翻譯者若是想要成就在佛經翻譯上的「信、達、雅」，當然就更為困難了；因此我們認為佛經翻譯者本身，對於佛法的義理，必須是要有勝解而沒有錯誤作為先決的條件。所以，若是從佛經翻譯而能夠成就「信」來看，當然首重在於佛法的實證；那麼再以「達」來看，翻譯者的本身必須具有實證佛法的證量，才能夠如理如法的以「唯一佛乘貫通三乘菩提」的甚深義理，來圓滿成就佛經的翻譯；再者，翻譯佛經之「雅」，也必須要本於佛法真實勝義的義理來形諸於文字，並且還要能夠以簡明的文字來彰顯出文義上的雋永。

我們從《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當中，清楚的知道 玄奘菩薩在西行取經之前，他已經證得了「三空之心」，同時他也能夠善說《攝大乘論》與《大般涅槃經》的大乘法義；之後，他在西行取經期間又造了《制惡見論》、《會宗論》以及《三身論》，來破除佛門常見、斷見等等的外道邪見，當時他更在天竺高舉「真唯識量」的正理而被尊稱為「第一義天」與「解脫天」。當 玄奘菩薩從天竺取經之後回到了中國，更是以他實證佛法證量的背景來作經論的翻譯工作，我們知道在譯經的當下，其實實證佛法的證量就已經顯現出來了。玄奘菩薩不僅翻譯 佛陀前後三轉法輪的三乘菩提經典，他又再重新翻譯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深密經》、《金剛經》、《維摩詰經》以及《攝大乘論釋》等等的經論；所以，玄奘菩薩他是一位具有佛法實義證量的實證者，並且從他所翻譯的經論中顯示出與其他譯經者之間是有不同之處。

在中國佛教史上對於佛經翻譯最重要的兩位，除了 玄奘菩薩之外，另外一位就是 鳩摩羅什法師。鳩摩羅什法師他遵循了 世尊的教導「弘傳佛法應當要用當地國通俗的語言」，而不是根據艱深的梵文去執著生澀的語文修辭轉譯，因為這會導致難以如實弘傳佛法的正義；所以 鳩摩羅什法師根據他在佛法上的實義證量，翻譯出流傳在中土最廣的《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以及《維摩詰所說經》等等。當然他能夠翻譯出那麼多攝眾的佛經譯著，是因為他也要求聲韻節奏能夠韻律入聲，因此他和他的弟子們就發展出一種適合中土文化特殊的漢譯文體。所以當我們在讀誦經文的時候，抑揚頓挫的語調附和著流暢的法義讀誦，能夠讓人琅琅上口、聲聲入耳，讀誦之後真是會令人心生歡喜啊！

我們也觀察到 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是在於能夠體現梵語和漢文雙方文化的底蘊，而不會執著於文辭的表義。譬如他對於「觀世音菩薩」和「阿彌陀佛」的簡明翻譯，就非常自然的能夠讓人直接聯想到 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以及 觀世音菩薩的聞聲救苦。那我們從佛教在中國弘傳的歷史當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為什麼 鳩摩羅什法師在他所翻譯類似這樣眾多的譯文，是多麼地能夠攝受眾生，並且容易讓眾生信受佛法。

雖然之後，玄奘菩薩又重新翻譯了《阿彌陀經》、《金剛經》、《維摩詰所說經》等等的經典，即便是在翻譯的文體上以及在更深入的佛法奧義上都多有所譯述，然而畢竟無法像 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經典，早就已經深入中土的士夫民間，為眾人所習慣採用而讀誦。但是 玄奘菩薩審時度勢，考量佛教法義本質弘揚的完整性應當要齊備，因此他積極而圓滿地完成了 佛陀前後三轉法輪「三乘菩提唯一佛乘」重要的經典翻譯，同時也為中土學佛人留下了可供精進修習唯一佛乘三乘菩提佛法的經典，所以 玄奘菩薩的貢獻當然是更不可思議的。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謝謝您的收看！

祝福您：色身康泰、學法無礙、早證菩提！

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