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在接下来这两集的单元中，我们要对于琅琊阁在网路〔网络〕上PO文所说有关于佛经译本的错谬偏执之见作观念上的导正。

琅琊阁诸君在网路〔网络〕PO文认为说，佛经可能有多个汉译版本，因为翻译的事情永远都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忠实，所以语言系统的先天差异加上后天译者笔译的差异，最后读到的成品与原文有各式各样的差异。当然读起来的感觉绝对是不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懂梵文和不懂梵文的人，哪一个的理解更为精准？琅琊阁接着就说：懂梵文的人对于佛经的理解才更为精准。因此认为说，若是【单看一本汉译本就去随意演绎推论经文义理是很危险的事情。】琅琊阁还提出业余学人应该要怎么读经的看法，他们建议说：【除了查询佛法辞典，参考不同佛经译本之外，在无法阅读梵文原典的情况之下，读经应该要先看专业学人整理的导读类书籍，掌握经论的背景资料〔数据〕，理论架构，名词定义以及其他细节。】(〈《观念篇》(6):不同人翻译的佛经差异有多大?〉，琅琊阁)

当我们看到琅琊阁的这种建议，就知道他们是以世间治学的方法来修学佛法，因此对于今时所值遇到具有证量的菩萨而敢大胆地作出种种的诽谤。我们知道在世间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表达义理，本身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每个人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也有很多层次的区隔。譬如我们有人从孩提时代就读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虽然读起来是朗朗上口，但是并不能够确切懂得其中的意义；即便是在上学之后学习了白话文，也都能够与人沟通无碍，但是并不见得能够正确了解古文的内涵；又或者在长大之后学习了新诗，也仍然无法充分懂得古文与诗词歌赋的内涵。严格来说，即使你是看得懂那一些世间文字，顶多也只能够依文解义而仍然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企及到文字背后所潜藏的意涵以及当时的种种文化背景。

那既然世间的事物在语言文字上的表达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在佛经当中所要传达的是世出世间法的真实义理，所以学佛当然不能够像琅琊阁诸君们那样的说法。事实上，琅琊阁他们是以世俗治学的观点在看佛经翻译的结果，同时还错误地认为“专业学人”在世间法上治学的方式，能够复制在佛法的学习上面以及佛法经典的翻译上面。然而他们所谓的“专业学人”，不能知道 佛世尊是根据自己实证佛法之后，发了大愿要利乐众生能够获得究竟解脱；所以在佛经当中的义理，都是在开示教导佛子们应该要如何求证三乘菩提唯一佛乘的真实义理。因此佛法经典的翻译，当然必须是遵循第一义谛的真实义理为核心而如实转译，所以绝对不能够以翻译世俗法的角度来看待佛法经典的翻译。

那么，什么人才会是最明智的学佛人呢？我们认为学佛人在佛法的修学上，首先应该要秉持历史上所推崇的实义贤圣菩萨所翻译的经论奉为圭臬，而不是仅以学术研究的考据为本，而忽视了“实证佛法”为首的重要性。其次，当然还是要跟随真正的善知识来修学，假使又有因缘能够值遇具有自宗通以及说通的菩萨，为人宣说胜妙广大的深义佛法法义的时候，学人本身更应该要谦和、无慢虚心地学习，对于自身闻所未闻的甚深法义，千万不可以任意诽谤，因为善知识必定是秉持真实如来藏为核心而宣说三乘菩提唯一佛乘之法，并且绝对不会违背佛语。因此对于那些少闻寡慧的学佛人，切切勿以自身的慢心高举而障碍了佛道的修学之路；这样的学习态度才是能够符合 佛在《大宝积经》中，对于修道箴言“四依、四不依”的开示，也就是：【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大宝积经》卷82）当然，我们对于什么是佛法的真实义理？什么是真正的成佛之道？都应该要加以深入的探究，应该要回归于“实证佛法”的道路上；并且要依于理智和智慧作抉择，而不是依于个人的情绪来作抉择，否则就会对自己产生种种佛法修学上的障碍。

接着我们要来看佛教经典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契合经典法义，并且能够正确地传达佛法的真实义理。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中国翻译事业的历史背景。远在中国早期对于一般翻译的型态就有两种：第一种型态是“以今翻古”，第二种型态是“以内翻外”，而这些都是以翻译文学为主。“以今翻古”是说用当代的语言来对古书作翻译，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的使用，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因此古书需要透过当时代的译者来作翻译，让当时代的人能够了解古书中文义的意思。至于“以内翻外”，那就是在作外来语文的翻译，因为如果想要和外来文化作交流，势必就要借由翻译来作沟通了解。上面讲的就是中国早期一般翻译的两种型态。至于翻译被视为是一种崇高的事业，是从佛教传入到中国之后，在后汉桓、灵帝时代开始；之后东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代才成就了佛教经论翻译最繁盛的年代。

其次，我们再从佛教经典翻译的时期说起，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从汉朝到唐朝大约六百多年之间，译经事业大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外国人为主翻译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安世高以及支娄迦谶等人作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译经事业都是属于私人的事业。那译经师们大多是来自于西域，虽然他们知晓汉语，但是笔受记录的人，通常是欠缺对于语文学以及佛法教理的了解，因此他们对于译文的内容就会产生增减，或者也会有错误的情形发生。第二个时期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翻译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 鸠摩罗什、觉贤以及真谛等人为代表，在这个时期宣讲佛经的人，已经能够用汉语来讲述，但是他们和翻译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仍然有不足之处，以致于对于佛法甚深义理，就会有难以彰显出甚深法义的难处。第三个时期是由中国人为主翻译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是以 玄奘以及义净等人作为代表，这是翻译佛经最盛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完全是由国家来支持译经的事业。在中国早期经典的翻译，往往因为没有梵文原本可以作参考，大多仅仅是凭借着熟悉经文的人作口诵而得来的；那么至于口诵者，他所口诵出的经论文义，是不是完整、是不是正确？在当时并没有旁证或者是反证能够来求证，因此对于真正想要学习佛法的人，那是不能够透过这种“西域式的间接翻译”来得到佛法学习上的满足，于是之后才有西行求法的热烈渴求从此而兴起。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佛教经典翻译的文体以及各家的论点。佛经翻译文体的讨论，在东晋时代的道安就开始了，依据《宋高僧传》《续高僧传》《历代三宝纪》的记载，道安他提出佛经翻译之难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的缺失包括了：第一，句法倒装；第二，好用文言；第三，删去反复咏叹之语，第四，删去某一段落中的解释之语；第五，删去后段翻转前段的说法。有这五失本的缺失，那么另外还有三不易的困难，三不易的困难包括了：第一，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第二，佛智悬隔，契合实难；第三，去古久远，无从询证。这是道安所提出来的佛经翻译之难，有“五失本、三不易”的困难与缺失。依据《法苑珠林》的记载，虽然魏晋南北朝的道安法师他是不懂梵语的，可是他却主张佛经典的翻译应该要采“直译”，并且要遵从如实作语文转译而不能有缺言或者增字的情形。而如果要比较直译或者意译的差别，依据《续高僧传》的记载，东晋时期的 鸠摩罗什法师偏向采取的是“意译”，那么意译虽然对于原文本的文字有作增减，但是却能够表达出贴近原文本的法义。再依据《续高僧传》卷2的记载，隋代的彦琮法师则是强调翻译者必须具有“八备”的条件，要以长期诚心爱法来利益他人，态度要谦和圆融而不能偏执，并且要专心学佛、淡泊名利为最重要；他也认为应当要直接学习梵文而不需要译文，因此彦琮法师他主张翻译无益论。

然而唐代的高僧 玄奘菩萨，他对于佛经翻译的观点上，有举出五种情况不翻译，包括“秘密不翻、含多义不翻、此无不翻、顺古不翻以及尊重不翻”五种情况不作翻译。那么先说“秘密”不翻，秘密表示其中是有极为深密的义理内涵，因此就直接以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而不作翻译。譬如“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陀罗尼也叫总持，那么总持就是要让学人方便修学诸法而不会漏失，并且持念而不令忘失；这其中是有极为深密的义理内涵，因此就直接以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而不作翻译。

第二种情况不翻，是“含多义”不翻，这表示说其中是有多层面甚深的义理内涵，因此就直接以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而不作翻译。譬如薄伽梵、素怛囕等等；薄伽梵就是指称“佛”，在十方无尽虚空的无量世界中有无量的诸佛，而佛有十号无量无边的功德，薄伽梵就是指称“佛”；至于素怛囕，则是指“佛法”，也就是说佛所说的佛法，包含了世、出世间一切的法，从世间法到出世间究竟解脱的法都圆满包含在其中。因为无论是薄伽梵或者是素怛囕的梵语，都含有“多层面甚深的义理内涵”，因此就直接以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而不另作翻译。

第三种情况不作翻译的是“此无”不翻。譬如在中土华夏没有“阎净树”这种树木，所以就直接以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而不作翻译。第四种情况不作翻译的是“顺古”不翻，这是说过去的译经者已经在他所翻译的经文当中，使用了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因此就直接采用，随顺于之前翻译者所作的译文而不另作翻译。譬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因为过去的译经者已经在他所翻译的经文当中，使用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此后来的译经者就直接采用之前译经者所作的译文而不另作翻译，这是第四种“顺古”不翻。

第五种情况不翻是“尊重”不翻。譬如佛法中的“般若”，那么般若包含了世间蕴处界万法的缘起性空，以及出世间的二乘菩提法的不堕断见的四圣谛智慧，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法界体性实相第一义谛的智慧；所以般若的涵义非常的深广，不能够单纯地翻译为“智慧”。既然涵义是那么的深广，也就没有办法单单用几个汉语文字来表达，所以就直接以原来梵语的音声作言表而不另作翻译。这就是 玄奘菩萨对于佛经翻译列举出来的五种不翻译的情况。

玄奘菩萨因为一身能够通晓梵语以及汉文两种语文，并且翻译经论也完全没有阻碍，所以虽然《大乘起信论》在先前就已经由真谛以及实叉难陀法师将它翻译成为汉文，但是 玄奘菩萨有感于《大乘起信论》在当时印度的梵文本已经失传了，所以他才又起意将这个汉译本的《大乘起信论》翻译成为梵文本之后再传回到印度去。也就因为如此，道宣就赞叹 玄奘菩萨所翻译的经典，义理清楚分明、前后呼应、架构完整，他所作的译文能够随时写出、随时即可让人研习，是佛经翻译难能可得的人才。

在中国清朝末年的一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有提出翻译著作有三难：就是信、达、雅三难。因为翻译者本身应当具备的背景，包括必须要熟稔地域差隔与文化差异的不同，同时也要考虑时间的变异，以致于会有用语和习俗的改变，并且还必须要再顾虑到历史资料齐备与否等等诸多的因素。然而，相对于佛法经论的翻译，甚深佛法的内涵又含括三乘菩提，那么翻译者若是想要成就在佛经翻译上的“信、达、雅”，当然就更为困难了；因此我们认为佛经翻译者本身，对于佛法的义理，必须是要有胜解而没有错误作为先决的条件。所以，若是从佛经翻译而能够成就“信”来看，当然首重在于佛法的实证；那么再以“达”来看，翻译者的本身必须具有实证佛法的证量，才能够如理如法的以“唯一佛乘贯通三乘菩提”的甚深义理，来圆满成就佛经的翻译；再者，翻译佛经之“雅”，也必须要本于佛法真实胜义的义理来形诸于文字，并且还要能够以简明的文字来彰显出文义上的隽永。

我们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当中，清楚的知道 玄奘菩萨在西行取经之前，他已经证得了“三空之心”，同时他也能够善说《摄大乘论》与《大般涅槃经》的大乘法义；之后，他在西行取经期间又造了《制恶见论》《会宗论》以及《三身论》，来破除佛门常见、断见等等的外道邪见，当时他更在天竺高举“真唯识量”的正理而被尊称为“第一义天”与“解脱天”。当 玄奘菩萨从天竺取经之后回到了中国，更是以他实证佛法证量的背景来作经论的翻译工作，我们知道在译经的当下，其实实证佛法的证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玄奘菩萨不仅翻译 佛陀前后三转法轮的三乘菩提经典，他又再重新翻译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解深密经》《金刚经》《维摩诘经》以及《摄大乘论释》等等的经论；所以，玄奘菩萨他是一位具有佛法实义证量的实证者，并且从他所翻译的经论中显示出与其他译经者之间是有不同之处。

在中国佛教史上对于佛经翻译最重要的两位，除了 玄奘菩萨之外，另外一位就是 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他遵循了 世尊的教导“弘传佛法应当要用当地国通俗的语言”，而不是根据艰深的梵文去执著生涩的语文修辞转译，因为这会导致难以如实弘传佛法的正义；所以 鸠摩罗什法师根据他在佛法上的实义证量，翻译出流传在中土最广的《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以及《维摩诘所说经》等等。当然他能够翻译出那么多摄众的佛经译著，是因为他也要求声韵节奏能够韵律入声，因此他和他的弟子们就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土文化特殊的汉译文体。所以当我们在读诵经文的时候，抑扬顿挫的语调附和着流畅的法义读诵，能够让人琅琅上口、声声入耳，读诵之后真是会令人心生欢喜啊！

我们也观察到 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是在于能够体现梵语和汉文双方文化的底蕴，而不会执著于文辞的表义。譬如他对于“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的简明翻译，就非常自然的能够让人直接联想到 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以及 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那我们从佛教在中国弘传的历史当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 鸠摩罗什法师在他所翻译类似这样众多的译文，是多么地能够摄受众生，并且容易让众生信受佛法。

虽然之后，玄奘菩萨又重新翻译了《阿弥陀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等等的经典，即便是在翻译的文体上以及在更深入的佛法奥义上都多有所译述，然而毕竟无法像 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早就已经深入中土的士夫民间，为众人所习惯采用而读诵。但是 玄奘菩萨审时度势，考量佛教法义本质弘扬的完整性应当要齐备，因此他积极而圆满地完成了 佛陀前后三转法轮“三乘菩提唯一佛乘”重要的经典翻译，同时也为中土学佛人留下了可供精进修习唯一佛乘三乘菩提佛法的经典，所以 玄奘菩萨的贡献当然是更不可思议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

阿弥陀佛！